今年中央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指出：必须“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科学确定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健全保障体系，提高国内安全保障能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农产品供给对满足国民粮食供应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都至关重要；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加快了土地的消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增加了农产品的消费，现有的耕地面积不可能满足所需农产品的完全国内生产。统筹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合理安排农产品的进出口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在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农产品贸易被赋予了更多的非市场因素。因此，强调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的“国内安全保障能力”，权衡国内农业生产与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利弊得失，成为了一个必须深谋远虑的重要问题。
粮食自给稳中偏紧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成为中国农业的第一位任务，但这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但国土总面积中可耕地面积占比只有13.3%，这个比例远低于美国、印度、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是只有1.39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自从进入农业社会以来，中国人始终为生产更多的粮食以填饱肚子而努力。按照现在世界粮农组织的标准，年人均占有粮食不低于400公斤被视为处于粮食安全状态；而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候人均粮食占有量都低于这个标准。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国的粮食产量约为11318万吨，总人口为5.4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8.9公斤。从那时起，我国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除1959年、1960年及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出现连续下降以外，我国粮食产量总体逐年增长，但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人均粮食占有水平缓慢攀升，却一直没有达到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水平。直到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30477万吨，总人口为9.6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仅为316.6公斤。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拉开序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1978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期间出现过阶段性波动，但总体上粮食总产量不断迈上新的台阶。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1230万吨，总人口为12.5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第一次达到410.6公斤。201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5789万吨，总人口为13.9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473公斤。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七年超过6000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连续11年不低于400公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应该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然而，整体分析我国粮食生产形势，不容忽视的是：（1）我国粮食生产的高位增长建立在种植业结构内部调整的基础上，粮食播种面积占到可耕地面积的80%左右，粮食生产挤占了其它大宗农作物生产；（2）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处于较高水平，化肥农药施用量大，土地复种指数高，增长模式难以长期维持；（3）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阶段，建设占用耕地不可避免，土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口数量惯性增长，粮食安全仍是一个稳中偏紧的态势。
农产品的近忧与远虑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5亿亩。”从目前来看，粮食安全是可以期待的。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全面审视我国的农业生产，仍有值得近忧与远虑的地方。
从近忧来看，主要忧的是农产品质量。我国人多地少，农产品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处于短缺状态，形成了重产量、轻质量的思维定式。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发展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当前，影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不良增产方式的影响，单纯追求农业产量，种植业过度施用化肥农药，养殖业过度使用抗生素等，造成农产品中化学品、抗生素等残留超标。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化肥农药的施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过度施用化肥农药既造成农产品中化学品残留超标，也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因此，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另一方面是受生态环境污染的影响，因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等造成的水、大气与土壤污染，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生产的质量。2017年环境保护部公报：我国地表水4类至劣5类水体面积达到32.1%，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比例达到70.7%，部分地区酸雨频率在50%以上；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公告：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等。农业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环境污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今后须花大力气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采取有力措施减轻环境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从远虑来看，主要虑的是农产品总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类、奶类及水果等的消费持续增长。以肉类为例，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为12.70公斤；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肉类年消费量为59公斤，未来仍是一个增长的趋势。我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以猪肉和禽肉为主，一般来说，3～5公斤饲料转化1公斤猪肉，2～3公斤饲料转化1公斤禽肉。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增长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我国2001年加入WTO，从2004年开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2016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更达460多亿美元。有专家认为，入世造成了国外农产品的大肆进入，实际上主要是进口农产品满足了国内的市场需求。与国内农产品消费增长相对应的是，2016年末我国实有耕地20.24亿亩，年内净减少耕地115.35万亩。减少的耕地，增长的农产品消费，进口农产品的压力，对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较长时间内，中国将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供应，适量进口必需的农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供应。从市场平衡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但对国内农业生产者来说，国外农产品的大量进入，会让他们倍感压力，因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比价效应，让他们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紧迫。
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首先，农业是一个生命的培育过程；其次，农业生产对土地有非常大的依赖性。从前者来讲，生命的培育过程需要精准控制，过去依靠经验，现在依靠数据；从后者来讲，在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农作物的生产效率与土地耕作规模联系在一起。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大多数农业经营者所不具备的，中国农业依然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眼下，中国的农业经营者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土地承包者，他们一般经营数亩至数十亩土地，采取比较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一部分人是土地流转者，他们一般经营数百亩至数千亩土地，采取比较现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但土地的流转费用增加了土地使用的成本。过去，中国农民以自给自足为主，劳动力成本基本上忽略不计。现在，中国农民逐渐转向商品生产，随着社会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农业生产的成本因素推动着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这几年，中国CPI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农产品或食品。在一个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中，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要与欧洲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企业、美洲规模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场相竞争，必定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高成本使得中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价廉物美的外国农产品通过正常或非正常贸易的方式进入国内，压缩了中国农业经营者的利润空间，甚至造成国内某些农产品的库存积压，而采取关税与政府干预的方式则容易引发贸易争端，牵一发而动全局。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提高中国农业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说到底，就是要大规模培育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场，让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场成为中国农业的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业并不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而影响各类经济要素进入农业的主要是体制性障碍，许多农业经营主体无法稳定地获得较长时期的土地经营权，也就无法对企业发展与农地改造作出较长时期的规划与建设。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在“多种形式”和“规模经营”上多作探索，大力突破各种体制障碍，建立各类充满竞争活力的农业竞争主体。40年前，我们从农村出发，拉开了中国改革波澜壮阔的序幕；40年后，我们将重回农村，依然用改革的精神去寻找中国现代农业的新路！
